齐白石自谓：诗第一，书第二，画第三，印第四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对，比较合理的排法，应是画第一，书第二，诗第三，印第四。也有排印第三、诗第四的。无论哪一种，画第一、书第二却是公论。

　　但是，我们也看到，齐白石的排法自有其道理：诗第一书第二画第三印第四，就国画要素的重要性而言，如此排列，恰能说明齐白石有清醒而坚定的文化自觉。宋人说，“画者，文之极也。”有画无文，只是工匠一枚。中国人又讲书画同源，这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，更是文化问题：书者，代表有文化，操之者，皆为社会精英，“书画同源”，是文人画精英主义立场的表征。

　　齐白石提供了一个排法表，以此读画，先看其诗，次看书，后看画，最后看印，不亦宜乎。

　　当今世上，能够提供诗书画印四美让人品读者，少之又少。郭莽园先生是极难得的一位。可惜，郭莽园先生的诗看得不多，印也少见，百度竟寻它们不着。诗虽不多见，诗心诗情却在画中;所以从郭先生的画里，可以推见其诗，该是和画一样轻灵、清泠又苍茫、率直。诗画合一，本该如此;如诗心不能发乎情止于画，那是修养未够、天机阙如，这诗算是白做了。

　　又有好事者排白石画，认为花鸟第一，山水第二，人物第三。也有人排山水第一，花鸟第二，人物第三。据六法，我则排白石花鸟第一，人物第二，山水第三。

　　郭莽园先生人物、山水、花鸟三科齐备，未曾偏废。虽用笔一也，但也有区别，试作排列，愚意以为，郭先生人物第一，花鸟第二，山水第三。

　　说他人物第一，首在气韵最生动。郭先生看家本领本在花鸟，功夫最深，涉猎最广。但国画讲究一个“生”字，如何求取，画人殚精竭虑。求生处，往往在强项之外，对郭先生而言，人物最中肯綮。郭先生之人物，无一笔懈怠，无一笔熟赖，故得生拙气、生辣意。郭先生画人，喜置之天地间。三科中人物画最简，天地却最大。行旅处处，天地苍茫，支撑这一局面的，却往往是眼前一栈断桥，断桥上一孤旅人，或一驴一马相伴左右，远处无垠，顶上有青黛颜色一二抹，地远天穷便是，地老天荒便是。如此画面，全是线条写出，非有斩钉截铁笔力者不敢为。曾见《……一望》之图，骨法用笔，于此为极;雄肆奔突，如汉河倾倒，直泻九天，不可遏止，让人读出一身淋漓汗。有此一幅，傲立画坛可矣。郭先生作人物，虽也应物，但已不为象形，而是直取天地本心。天地之大，处处是形，处处非形。是形，非形，故名形，仅此而已。位置经营亦苦心孤诣，有极奇相。六法赅备，却如羚羊挂角，如鸟行空、如鱼游水，有大气象而偏无迹可寻，浑一天成。所以，当推其人物为第一。

　　花鸟当排第二。郭先生花鸟题材极多，传统题材中的梅兰菊竹自然少不了，这个被画烂了的“四君子”，郭先生反复画来，竟饶有新意，实属不易;此外，令“龙王瞠目”的龙虾，也展现笔端。题材迥异，用笔一体。赵孟頫说：“石如飞白木如籀，写竹还应八分通，若还有人能会此，须知书画本来同。”要做到这一点，太难太难。郭先生用笔以方，故得清峻气格，亦不失纤秾、秀雅。融徐渭、天寿、虚谷、白石诸家于一炉，大而化之。采采流水，蓬蓬远春，郭先生营造了一个幽雅、清奇、疏朗的大千世界。虽千变万化，毕竟还是有迹可循。让人看得出套路，这是郭先生的高明处，让人知其家法所自，非负气妄为;入之出之，来去已然无碍。郭先生以大写意鸣世，虽知这大写意看上去逸笔草草，却是第一等难事。写者，“泄”也。大写意最能“泄露”作者的修养、才情，一点掩藏不得。无真才情、大才情者作大写意，最是吃亏，太不懂藏拙了。有真才情、大才情作大写意，最怕情该尽而偏未尽。郭先生花鸟之作，庞大繁杂，反反复复，有时激情未免稍懈;且赏者或求“喜闻乐见”，徒增厌倦，故难免有才情随掩之处，未能一一尽如其人物，汪洋恣肆，激情倾泄。

　　第三，是山水画。郭先生兼能山水。山水是中国画之集大成者，内含人物、花鸟，丘壑最深，笔墨最繁。郭先生以花鸟法作山水，纳天地于毫管，赋山川予性灵，故其笔下丘壑，曲折而不繁复，得其清明，矫矫不群。学宾虹图式较明显，笔笔写来，笔笔分明，舍皴法，重笔墨。山水画也重渊深，郭先生山水清脱过甚，略失之于简。尽管妙极，仍排第三。

　　郭莽园先生以文人画声震南北，人物、花鸟、山水“三座大山”横立在前，绕道不得，抬头望去，行者当有“压力山大”之叹。

　　(张演钦：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理事，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理事)